1976年  李耀东（《唐山劳动日报》原摄影记者）：

唐山地震后，4200多个孩子父母双亡，成为孤儿，李耀东参与了孤儿转运过程的拍摄。

“每一个孩子上头都别了一个小布条，这个小布条写着他父亲和母亲的名字，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心里特别难过，就是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都没了。”

“送的，哭的，抱着的都有”，但他最后选的照片，只有一张高高兴兴的，吃苹果的孩子。 

“是有人要求您这么拍么？”

“是我多年记者生涯里的世界观”

“您今天回头看的时候，会觉得有遗憾吗？ ”

“遗憾，因为更本质的东西应该是反映人的，震后的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的。”

2006年7月  张翎（小说《余震》作者》

“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。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，我在书店里看到《唐山大地震亲历记》，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，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。我被击中了，我感觉到了痛。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，考察了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被称为“地震孤儿”的孩子吸引了我的视线。那些孩子们的后来，只是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所概括。“……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”；“……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”；“…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”。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，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，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“后来”，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。”

她要写“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，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。”

2010年7月 冯小刚

“唐山人有一种共同的说法，唐山地震完了，没有哭声，我觉得几乎是众口一词，都这么说，你去问张三、李四，对对，我们当时没有哭声。我就在想，到底这个说法是不是真实的。因为宣传这件事，在很多时候是可以把人催眠的。我觉得一个城市陷入这么大一个万劫不复的灾难里面去，然后又被强化了一种要坚强的这样一种概念，然后就是所有的悲痛被压在自己的内心深处，一个承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的，死了那么多人的城市，几乎波及到每个家庭。我说这么一部电影，把他们受的这罪，遭的这难给拍出来”

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为什么还要掀腾这个痛苦？”

“斯皮尔伯格拍的《血战太平洋》，这一个10集的一个电视电影，电影开始之前他都采访参加二战的老兵，现在都90多岁了，有的80多岁了，那老兵其实看的时候很难过，就是死了这么多战友，跟他要好的那么多朋友，一起到太平洋战场上去，最后没有几个回来的，他很难过，你说这样掀开他的记忆你说他痛苦不痛苦。但是采访他的时候他说，他说原来我都绝望了，我都放弃了这样的一种希望了，就是好像似乎美国的士兵只有在欧洲战场付出过牺牲，好像我们这么多人在太平洋战场和日本军队作战是不存在的一件事，好像所有的英雄都是在欧洲战场上，我跟别人说，所有的人对这件事陌生了。就像几万美军在那些岛屿上，永远地葬生在那儿，后来我都觉得我都90岁了，没有可能再有希望了，最后斯皮尔伯格就在我90多岁的时候，终于把我们这些战士给拍出来了”

周日晚九点半，新闻频道《面对面》，访问《唐山大地震》导演冯小刚，演员徐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