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何老八卦得很，是我见过的段子高手，审美分寸都不错。
但他的段子大多又不能写出来，可能是憋坏了，所以翻译了《九人》，去八人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。
70年代的人都差不多，看《光荣与梦想》和林达的《近距离看美国》长大，加上一大堆美剧《波士顿法律》或《白宫风云》，然后再慢慢发现那里面的“充满民主与自由的美国”其实只是民主党的美国或者好莱坞的美国。
“其实还有另一个保守主义的美国，那里的人反对堕胎，移民，禁止在学校讲进化论，支持死刑和种族隔离。根本不读什么《纽约时报》和《华盛顿邮报》”。
这两派最深的分裂发生在头脑深处，刀劈斧砍，不可调和，而左右两派的终极对决之地，就是美国最高法院。
大法官也是人，由各种政治力量推举，打起来热闹得很。
九个大法官的投票，其实就是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撕扯，腥风血雨，本质就是其中一位大法官说的“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寻找协调”。
二
举个他书里的例子，二战前，很多美国公立学校要求孩子要向国旗宣誓致敬，但是有个宗教团体“耶和华见证人”不同意。因为那样威胁了他们的“除神之外，别无所敬”的信仰。
但是，当时正在二战之前，爱国热情高涨之时，“向国旗致敬是当事人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”这是最高院大法官们的多数意见。
但还是有一票反对“诱导他们自动表达忠诚是一回事，强制他们表达忠诚又是另一回事，对公众自由的保证，实际上是对人们心智和心灵自由的保证。对合理地表达这种自由的机会的保证”。
这个异议意见不起作用，但会被写下来，公诸于众，接受历史检验。
不久之后，纳粹德国兴起，“耶和华见证人”在德国的信徒，拒绝向希特勒和德国宣誓效忠，拒绝参加任何军事活动，6262人被捕，1200人被处决。
1943年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之前判决，判决学校不能强行要求学生向国旗宣誓。
“如果积极主动地参加爱国仪式的行为，被外力强迫，照本宣科，或者刻意逢迎所取代，相信爱国主义绝对无法弘扬”
这话相当沉痛，写在血上。
判决写道“无论是在政治，民族主义，宗教，还是其他舆论上，任何官员，不论其职位高低，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，也无权用言词或行为来强迫公民来表达他们的信念”
三
也许会有人看完这本书觉得“美国法院不过也是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，充满政治化”
何老觉得用不着污名“政治”这个词，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能多数涉及宪法，而宪法问题是政治架构的核心，不可分割，他说，“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是节制公权，保障民权，而不是与政治一分为二”
看到人性与法治并不完美，在任何国家都同样要受制于法官的意识形态，甚至党派偏见，才能务实地去看待制度运行中相互制衡的力量。
四
《九人》的作者是《纽约客》的记者，很明显地可以看到这九人中他的偏好------也许也是译者的：温和中间派。
尤其是两位女性大法官奥康纳和金斯伯格，写的译的都挺动感情，说她们“不用挖苦和奇异的字眼”，不象肯尼迪那样拽抒情的大词儿，也不象另一位法官那样动不动就激愤“没有一个人可以容忍……”。
她们柔和，策略，但并不软弱，“她非常友好，但你惹恼了她，她踢你屁股的时候比谁都重”
何老八卦本性，跟我讲奥康纳的感情，奥是美国最知名的大法官，也最受人敬重，同为法律人的丈夫约翰无条件支持她，为她牺牲工作，随她迁徙，他们五十多年从没分离，晚年丈夫患病，每天坐在她办公室里看书，偶尔抬头两人交谈，宁静得很。
她75岁放弃首席大法官的可能，辞职照顾丈夫，但是约翰得了老年痴呆症，已经渐渐失去记忆，不再认得她了，在疗养院与另一个女病人相爱。她去探望“看到他们一起拉着手坐在露台上，随意地晃着手臂”
奥康纳常常去探望他们，她说“我为他的快乐而快乐”。
他译到奥康纳辞职就差点撒手不译了，八卦到这种程度。不过确实比起这本书的正文，我认为何老的注释，序和八卦更好看一点，他不甘寂寞地在注释中引了克林顿传记，来解释他对另一女法官金斯伯格的喜爱，说了三条金的特质：
1根据当事人的功与罪，而不是他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
2可能的话，与保守派合作并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
3必要的话勇敢地跟他们抗争 ”
五
何老以前在武汉当警察，认为自己只要好好抓贼，一路狂奔，肩膀上就会星星加杠杠。年纪青青又上了博士，留了洋。性情难免有点象杨过，飞扬跳脱，聪明外现。现在他的人精儿气质也被世界修理得差不多了，开始走郭靖那种拙朴的路子。
翻译是艰苦而寂寞的活儿，不是有近乎痛苦的求知欲驱使，是很难撑下来的。他这本书还弄了无数的注释，装得写美国就跟写自己家里事儿一样，其实我看他在MSN上每天上窜下跳，查资料，弄数据，一千字得三四小时。.
这种劲儿，其实就是“由此及彼，反求诸已”的反思。
他说翻完这本书，看到在美国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，已经形成一个相对严密的防护体系，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工作只是解释宪法，审查法律，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。
而在中国“我们仍处于法治的初级阶段，大量案件潮水一样涌入最高法院，我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法官数量最多，案件量也最多的最高法院”
他提出疑问“是使之成为一个全知全能，不断吞吐案件的庞然大物，还是让它仅负责监督指导，与政策制定，仍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话题……司法的地方化，行政化，大众化问题，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”
但是有这样的参照，看到这个“初级阶段”之不可逾越，也才能理解“变无迟速，要在当可”。
他的工作是司法改革，翻译这本书，其实也是在研究这个“当可”应是何时，何地，何种方式。
这个过程中，理想主义的幻灭之情渐渐过去，才能不虚妄，也不着急，而是在更广阔的座标系之下，重估一切价值，准备好更长久的承当。
他在序言里有一句话，“评价法治的标准不是完美，不是没有阴影和错误，远离卑下和怯懦，消灭权谋和猥琐，而是就整体而言，在特定历史时空里，它是否合乎情理地没有更好的替代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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